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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武德四年，三月十五。

    北边军需筹备使司“十日之限”超额完成的消息，连同第一批物资顺利抵达前线的战报，已呈递御前。朝堂之上，对秦王李世民及使司的褒奖之声暂时压过了质疑。然而，表面的平静之下，暗流正在悄然涌动。

    这日午后，兵部衙署内，杨军正与库部司郎中张怀默商议如何将“箭矢制验暂行规式”中的质量核查流程，逐步推广至其他常规军械的入库管理。一名吏员匆匆进来，递上一份名刺。

    “侍郎，门下省给事中崔仁师大人来访，说有要事相商。”

    崔仁师？杨军心中一动。此人乃是门下省重要官员，掌驳正政令之失，素以文采机敏著称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倾向太子，曾在驿传改革之初奉太子之命质疑过自己。此刻来访，绝非寻常。

    “快请。”杨军对张怀默使了个眼色，张怀默会意，收拾文书暂退。

    崔仁师年约四旬，面容清雅，步履从容地走进值房，拱手笑道：“杨侍郎，恭喜啊！北边筹备初战告捷，陛下昨日在政事堂还对刘政会公和侍郎多有褒扬，称‘善任事，知缓急’。如今侍郎可是朝中新晋的红人了。”

    “崔给事过誉了。”杨军起身还礼，请其入座，“皆是陛下英明，秦王殿下调度有方，刘公主持大局，下官与使司同僚不过恪尽职守，何功之有？给事今日莅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    崔仁师笑容不变，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抄本，轻轻放在案上：“指教不敢当。只是门下省近日收到数份奏章，皆与北边军需筹备事宜相关。其中有些议论，觉得……或许该让杨侍郎知晓一二。”

    杨军接过抄本，快速浏览。一份来自将作监某位少匠的申诉，抱怨使司推行的“规式”过于严苛死板，束缚了匠人发挥，且验收吏员死扣条文，对一些“无伤大雅”的传统工艺差异也判为不合格，导致返工增多，延误工期。另一份来自河东某县县令的密奏，委婉指出使司“官定收购”铁料虽平抑了市价，但行政强力介入，挤压了民间正常铁器贸易，且预付工钱、大量钱帛流动，易生贪腐，请朝廷“斟酌其法，勿使扰民”。还有一份，则直接质疑“北边军需筹备使司”权责过重，有架空兵部、民部乃至地方官府职权之嫌，建议“战事稍缓，即当裁撤，诸事归复旧制”。

    字里行间，看似就事论事，实则矛头隐隐指向使司的核心运作方式，尤其是杨军力推的标准化、集中协调和打破常规的财政手段。这些奏章若在平时，或许只是寻常争论，但在北边军情紧张、使司风头正劲的当口出现，其背后意味，值得玩味。

    “崔给事，”杨军放下抄本，神色平静，“这几份奏章，门下省是何态度？准备如何呈报陛下？”

    崔仁师端起茶杯，轻啜一口，慢条斯理道：“门下省的职责是‘封驳’，看到可能欠妥的政令、听到不同的声音，自然要记录下来，斟酌是否需提请陛下圣裁。至于态度嘛……下官个人浅见，杨侍郎雷厉风行，成效显著，确有过人之处。然治国如烹小鲜，有时火候太过，或调料太新，也需适时调整。使司之法，应急固佳，但若作为常例，是否真能利大于弊？是否会催生新的弊端？朝中有此疑虑者，恐非少数。杨侍郎年轻有为，前程远大，行事若能更周全些，多虑及各方反响、制度惯性，或能走得更稳、更远。”

    这番话，表面是关切提醒，实则暗含敲打：你的方法太激进，触及了旧有利益和思维习惯，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警惕和不满。见好就收，适可而止，或者至少做出妥协姿态，才是明智之举。

    杨军听懂了。这是太子系，或者至少是朝中保守势力，借崔仁师之口，发出的第一波试探性阻击。他们可能暂时无法动摇使司的紧急任务，但已经开始为“战后裁撤使司、恢复旧制”制造舆论，并试图给杨军本人贴上“操切”、“扰民”、“权重”的标签。

    “多谢崔给事提醒。”杨军拱手，语气诚恳，“下官初担重任，唯知以事功为要，思虑或不周详。使司所行诸法，皆因北边军情紧急，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。如‘规式’之立，是为保证军械基本可用，防止劣品充数害了将士性命；‘官定收购’是为快速平抑市价、保障原料，免为奸商所趁；至于使司权责，章程明定，重在协调核查，具体事务仍归各部司地方，且有刘公坐镇、多方监督，绝无揽权之意。这些，下官日后自当更注意向各方阐明。至于战后是否恢复旧制，自是陛下与朝廷公议，下官岂敢妄言？当前，唯有竭尽全力，保障北边军需无缺。”

    他这番回答，不卑不亢。既承认了方法有“权宜”性质，弱化了其“变革”色彩，又强调了所做一切的紧急必要性和现实成效，并将最终决定权归诸朝廷和皇帝，自己只扮演执行者角色。同时，也委婉地表示了会注意沟通解释，但核心任务（保障军需）的决心不容动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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